PH7医学院

　　想买本张译海上花，为我太外国的语感增加一点中国。小树说我的语言非常非人有些博尔赫斯，胡豆反对之因他知我没有读过。这本小说“离一切西方小说最遥远”之故。
　　但是世界上竟然有敢卖全价书的书店！它们一半就坐落于成都。拒绝暴利，远离文轩连锁。校内东区的小书店是打八折的。
　　在二楼。木心新出了两本书。虽然是丛书条目上的花蕾于预计中又绽放了两朵，仍令人垂涎望之摘下。贫穷的寒假，有太多书约好相依为命，暂不必买。港台馆在召唤我，下午啊。成都冬季晴日少有，室内凉爽新鲜的氧气令人目迷。书店女掌柜跟客人搭着话，对方是中年男子，大概老师吧，于是这谈话相当无聊。
　　——我来过几次。你记得不？我每次来你们书店买书，开发票都给我多算些的。对我有印象没得？
　　（在这之前好像说过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我没听到）
　　——嗯……我记得好像……你很少来……
　　（女老板比较客气）
　　——对！我很久才来一次，想起来我没有？（得意地）我来过两三次，有一次是和学生们。
　　——我认得好几个你们川师的老师。有个艺术学院的叫□□。
　　——是不是□□□？男的五十几岁？
　　（话题成功转移）……
　　我一直觉得上一辈人在文革时长大，有着某种苍白和缺乏感知。谈话中深埋着的火药味他们察觉不到，或是习以为常。他们的对话是京剧中你敬我让的厮杀，回避真身露现。我继续在滑过一串串书名中意识打着盹时，那人夸赞这家书店比弘文更好，只是摆得比较乱。
　　——我们要多好多出版社的书嘛……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进一下这本书。我看了这里几家书店都没有。
　　（书名之前提过了我没听到。经常会有些老师学生要找的书没有，就托老板下次进货帮忙找找）
　　——可以！下次多进上一些。
　　——没有兴趣的话就算了。我不是硬要你们……不过我跟你说，绝对卖得出去，你进二十本保准没问题。
　　我倒想知道，老师找的学术著作，有什么是可以拿来当畅销书这样推荐热卖的。本想离开书店去图书馆了，我留在这里再听听这异样的谈话。
　　——你的书，我们当然相信。
　　（是“你推荐的书”吧？）
　　——你只要说是著名诗人白桦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来买的。
　　这下我倏地明白来，冲着这自豪的着重语气，我知道诗人亲临现场了。从书柜下面站起来，和先生的眼光来了个硬碰硬。和善亲切的老头。很普通的中年人呀。我这个人遇见了明星也不能张牙舞爪。那么遇到文化前辈，虔虔敬意，心向往之，只当作迎面走来路人甲没看到。
　　——到书市进货时问一下，应该有。成都书市。（成都都没，哪有？语气这个意思）
　　——书市没得。（老板娘，你答得太快了）
　　——那就只有到出版社去进了。
　　我们的父辈交谈永远翩翩有礼，自信亦让人，君子往来。我买了木心两本，问：这书几折？掏出三十元。——八折，二十九角六。找回四角。
　　在书店已经待够久，其间也想手机短信叫人来围观，也想亲自去问问文学青年的道路怎么走。但是，我觉得抬价砍价买书走人才像是合适的学生。如果我贸然去问，我不知道从茫茫的烟海中提取个什么，能搭起我们之间的桥梁。是否要以百分百的自信，智商是否维持原有的高度。尊师重道，自强自立，似乎不能两得。有一天我会卷土重来，在更宜提问的高度与那群人对话。可是，我除了关注并且想知道，销量太惨如何活下去以外，并没有想从他们那里提问学习什么。
　　我有我的兰波我的伍尔芙，我的木心我的张爱，喜欢找一个晴好的天，拿到咖啡馆或阳台去读。付钱时临走看了侧面的诗人一眼，鼻尖上晃亮亮的一下，窃以为是鼻环。待细看时，原来是汗水。

专辑曲目：

01.有人从背后拍打我的肩膀
02.到四道口换26路
03.一桩事实婚姻
04.部分土豆进城
05.花功夫做些手脚后该去拜访谁
06.欢迎收听广播
07.两个川厨在酒吧
08.大街上/一眼望去
09.□□□□□□□

最开始听这盘专辑是为了“对抗”寝室里面放了一个暑假的甜腻腻的《恋人未满》——这源于寝室里面的一个习惯，在看小说的时候喜欢一边放音乐，但是任同学的MP3不太多，于是总是循环那几首歌。害得一旁的吴豹同学说，你也多放几首歌子（江苏话）嘛。不过，当我放这张专辑的，他们很快觉得相比之下任同学放的真是天籁呀！当胡吗个的歌声一响起，他们磨牙的声音也就一起响起来，身子哆嗦状如受刑，我很想知道这个现象可不可以用共振来解释。差一点就做了一个论文，题目是：声纹分析——论胡吗个的专辑与人类口腔共振。

我年老的五音不全的父亲，一直羞于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遇到喜欢的歌还是忍不住跟着小声的哼哼两句。鉴于这种憋屈的状况，我给他放了胡吗个，并声称，以你的嗓音绝对也可以出张专辑，保证比这张卖得好。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这张专辑是由胡吗个一个人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并用一台没有多少轨的录音机录出来的。作为演唱者的胡吗个使用了他独具的破锣不嘶哑怪气不阴阳的嗓子，成功的达到了躲在专辑后面偷笑听众的目的。当然这仍然不妨碍大家从其中获取巨大的乐趣。

《大街上/一眼望去》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也是我最先喜欢听的一首歌。里面串烧一样讲了六个故事，都和男女有关，从善良淳朴到人心不古，每一段短短几行，近乎白描。每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角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这首歌也是专辑里唯一不欢快的曲子。他以口哨开头，在貌似悲情的曲调下，仍然用很多好玩的词来讲着故事。比如“当事猪黑子”、又比如说“摸电而亡”，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摸字用得太传神了，再比如出现了两次的“落入俗套”，都好玩得很！

歌词如下：

大街上一眼望去

50年王副官(改良后的)
现叫王仁忠同志
娶李师长的二姨太为妻
相敬若宾

58年光棍曹(后来不是)
与公社马书记的女人
在村后猪圈中幽会
当事猪黑子
当晚遭灭口

67年小将唐与李教授之女婷
一拍即合
次日行若路人
此后李教授人称李师傅

78年刁技术员获释回乡
路遇一小孩啼哭不止
问其故答
爹骂我狗日的
姓刁的野种

88年方琴招工至南方小镇
做生意身体腐烂
羞辱中摸电而亡(落入俗套)

96年婶婶侄女结伴南下
大把大把的挣纸片儿返乡
大兴土木
家人皆以为荣(又落入俗套)

不过最好玩的还是那首《部分土豆进城》，这是一首绝对的胡吗个风格的歌，那种老农民唱腔，模仿起来很是有些难度——当然我最后还是掌握了。这首歌是以纯粹“土包子”的口吻，讲述了他在城里的生活见闻。每一句都没有起伏，平平的，句子又长，到了一句末尾都因为提肚皮气来飙高音而走音，或者说整首歌都是走音的。歌词也是整张专辑写得最好的，开头那一段比兴也用得很地道。反反复复怯生生的“这个我说不好、这个我实在说不好”绝对会让你乐出来，因此够成整首歌的高潮。而最后叨叨无数遍的“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啊、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呃，可是我的外地、我、我的外地口音呐……”又使人心里生生的疼。

歌词如下：

三月城市森林，我栖于树枝底檐。自己不筑巢，自己不种稻，替喜鹊看门，替黄莺担粪，替老鹰看小孩，替花鸽送煤。以获取一两只虫子度日。

隔壁住着一个怪怪的，没有恶意的文化人，他说我勤劳勇敢善良朴实没有欲望。他拿出一本写了很多字的练习本给我看，又放一些不太好听，很吵的歌给我听。

他说那是在赞美我们，他说他就是我们。可却要把笑容垫在屁股下面的椅子上。又提到"虚伪"什么的，还说了一些城市的坏话，好多词我听不懂，只好歉歉的说："这个，我说不好！这个，我实在说不好！"

屋顶上的那只大花猫，她有福气，有阳台。可以抱着这个城市的户口整日睡觉。真想把她娶过来，摇身一变，上街去。看到一个二层的小洋楼，象我家刚盖的新房。我竟楞楞的走了过去，把门的大姐递给我一张手纸，说："三毛钱，一位。"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啊！

还值得强烈推荐的是《一桩事实婚姻》和《花工夫作些手脚后该去拜访谁》。在《一桩事实婚姻》里讲他和小娥都是单身男女，他在等他的天使乖乖，她在等她的白马王子，然后大家都撮合他们。于是他们在一起开心地相处，“白马王子和淑女乖乖也不知忙什么去了 \一不小心也就将他俩给搞忘了 \不过他们一定就躲在\人群中打量我们”。直到有一天碰到“朋友兵挽着大肚子的朋友芳走了过来 \
他俩冲我们微微笑\眼神幸灾乐祸 \天啦，这是怎么啦？天啦，在他们眼中我们已经怎么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胡吗个的一惊一咋和朋友兵超级八卦暧昧的微笑，想起来就乐死你！

《花工夫作些手脚后该去拜访谁》讲了一个不善言谈的青年去相亲的经历，从怀疑自己的布质外套露出了有预谋的破绽，和担心脸色不好而往自己左脸上拧了一把，活生生一出促狭喜剧的场景。中间间奏的口哨由轻快到急促，更是显出了该青年在无话可说时的不安和尴尬。可是最后还是免不了长叹“末了，我们一起坐在草坪上 无动于衷”

在2001年，2002年，我和OO（或者叫袁媛）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冒出一声：一不小心就将他俩给搞忘了。又或者在心情不好垂头丧气的时候来上一句：别搭拉脑袋，呀~啊啊——她有一颗可爱的大脑袋。

那真是一段开心的日子。

这无疑是《钟鼓楼》最好的一个版本！

现场版歌词：

白：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他们的脸色也象我一样

单车踏着落叶 看着夕阳不见
银定桥再也望不清 望不清那西山
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
水中的荷花 它的叶子已残(这两句唱颠倒了)
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
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白：今天的钟鼓楼，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啦啦啦……嗨！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他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太吵太闹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是谁！是谁！是谁啊？是谁！

白：笛子——窦唯，窦唯！我现在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吃了吗！

啦啦啦……嘿
我的家呀，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白：谢谢，能够有机会来香港演出，我们主要应该特别感谢的是滚石公司，还有香港的商业二台。但是我最要感谢的是魔岩文化，张培仁和贾敏恕，他们为中国的流行音乐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朋友们，我们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好吗，谢谢你们的到来。

关于旁白：

1、“何玉生，我的父亲”。开场那一段京味十足的三弦独奏，再次让现场沸腾。何老爹穿着深色传统长衫，翘二郎腿抱着三弦端坐在条櫈上，气定神闲，镇定自若。何勇说到“我的父亲”时，台下又起一阵波浪，然后他转身对父亲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种浓浓的亲情，让所以的人为之深深感动。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老艺术家，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能够接受摇滚，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更不要说来为自己儿子的伴奏。

在第二个段落，何勇说完“今天的钟鼓楼，跟以前的不一样了”，电吉他和鼓声轰然而起。何老爹依然神情笃定看着自己手中的乐器，而他的弹奏却变得激昂万分。这把木质三弦也因为何老爹的功力，在这一片电声乐器中显得张力十足而极具破坏力。

何勇在老爹面前也乖多了，穿上了外套，不再倒矿泉水在头上，结束的时候也不忘先向老爹再鞠一次躬。

事隔十年，我们得到何勇的消息只有禁演封杀和精神病。当何勇第二次进医院的时候，他的父亲说：“如今我已经不支持儿子碰摇滚了。” 我想当时这位老父亲的脸上一定写满了疲倦和无奈。

2、“笛子——窦唯”，悠扬的笛声响起的时候，我不禁哑然，那可不就是窦唯吗？在那场演唱会上，窦唯穿上了整齐的黑西装，没戴眼镜，眉清目秀挺帅气的，怪不得当初王菲那么迷他。何勇把耳朵凑上前去，侧耳听窦唯的笛子，一个活波一个淡定，真是很奇妙的组合。

3、“今天的钟鼓楼，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十年后，何勇在贺兰山重新演唱了这首《钟鼓楼》，何勇胖了，不再那么蹦蹦跳跳的了，唱到中间的时候，何勇淡淡的说：钟鼓楼没有变，是我们长大了。

想着在这首歌里，何勇最后撕心裂肺用尽全身力气喊“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啊！！”，再看看现在这个开始发胖开始步入中年的何勇，让人唏嘘不已。那个时候的何勇如此的鲜活，如此的愤怒。听整张麒麟日记的时候，我惊讶于这样愤怒的一张专辑里面会有这样一首如此生活如此深情的曲子。而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又惊讶于这样一首朴素动人的曲子里，有那么多的愤怒，我听见他一遍遍问，是谁，是谁，是谁啊？是谁！听见他嘶吼“我的家我家啊！！”

也许我们不该批评或者叹息连何勇也老了，失去了他的锋芒，我们人人都会老去，人人都必须长大。大多数人只能走向世俗平静的生活，我们不要再追问垃圾场的火灭了吗？

4、“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现在的历史证明了当初的一切，不仅仅是魔岩三杰，包括魔岩唱片，包括张培仁和贾敏恕，甚至这场演唱会都被所有热爱摇滚的人铭记在心，这场演唱会也成为一个丰碑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

魔岩文化，魔岩三杰的确把内地的摇滚推向了一个高潮，可惜很快因为很多原因，这朵绽放的鲜花很快凋谢枯萎。张培仁他们不久被调回台湾，从此再没有机会来大陆，魔岩唱片很快就倒闭掉。何勇的《姑娘 漂亮》终于犯了事，从此被禁演，再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其它二杰，纷纷遭遇变故。我们今天所剩下的，只是意淫缅怀纪念当初的这一切。

今天来，发现《细物志》已经被百度和谷歌收录了。

非常高兴。现在要做成月刊，压力比较大，开心也是有了。

  在书吧里阅读一本书《马尔克斯散文精选》。夏天热的人心烦。钻进空调。马尔克斯的孤独和魔幻现实，让人沉迷。马尔克斯说自己只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并非魔幻现实。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在一个地方发生的相当正常的事情，其他地方的人眼里却是稀奇古怪无比。不可思仪。于是，魔幻现实就出现了。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过，在阿坝州，喜欢马尔克斯的人不是很多。因为马尔克斯笔下的故事在那里太常见了，无法提起人们的兴趣。他们更喜欢鲁迅之类的。
　　 在散文选里的，还有一篇是记忆海明威的。马尔克斯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隔着一条街和喧闹的人群车辆看见海明威。但他觉得自己当时被分成了两半。他不知道自己该立刻去采访他，还是该去象一个文学青年一样去仰慕下大师。还因为语言的不熟悉。他最后只是隔着大街对海明威大声喊了一句西班牙语“大师”。那篇文章里，还提到了很多关于海明威在古巴的旧事。透过那些旧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海明威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说的更准确些是关于文学的一些秘密。同时，也让人觉得，似乎只有文学大师方能真正的理解文学大师。而我们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更多的只是获得感动，充实自己一下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上的话语来。耶酥跟弟子们说自己与世人布道时，只用比喻。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听见，但却永远也不会明白。然而在对另一个比喻的解释中，耶苏透露了一个得道者的孤独。原比喻为：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晒，因为没有土，就枯萎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
　　 其解释：“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了，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路旁的了。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有的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我们对大师的阅读，也是流于各种层面。马尔克斯说写作是极其孤独的职业。写作过程是孤独的自然不用去说。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同样的孤独。人们不断的把作品从书店购回家。不停的阅读，谈论。只会更显作品的孤独。理解是何其的难。萨特干脆就说：他人，即是地狱。但并非就要这么悲观。至少马尔克斯不这么认为。在他的随笔里他还提到了另一些文学大师们：福克纳，爱伦坡等。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对他们的谈论本身即是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而马尔克斯的独特视觉和感受力，让我十分的佩服。至少，对马尔克斯的阅读是让人愉快的。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属于什么层面，但这并不重要。（如果每个人都如我这般想的话，那我们便成就了作者的孤独。）
　　 还是博尔赫斯的孤独要更为深沉，但无太多的忧郁。博尔赫斯说古典文学只是那些被很多人解释的作品。文学作品只是个出发点，而并非是终结。作品是大于作者的。我以前也曾经想过，孔子是个圣人，是因为中国古来的很多文人都把自己的光芒往孔子的塑像上添沫。而现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往往都太自我了。一心只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很难出现什么圣人了。但今天，我觉得自己自己的想法有些谬误。其实，人都是自我的，不管哪时候的人都是。

《寒春风曲》

面对这样的音乐，说什么都会显得无比惨白。聆听音乐本身最为重要。       民间音乐家阿炳传世的曲子共有六首，三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每首都是绝作。<<寒春风曲>>是三首二胡之一。曲调哀婉,同<<二泉映月>>在旋律上有几分相似，但风味却是另一番。 阿炳并不会专业作曲，他所有的曲子都是随手拉出。阿饼在大街上边走边拉二胡。他跟着感觉,把从到处学来的山歌，小调，道士唱经全都揉合在一起，然后又让他们自然的流出来，如泉水，如春风。这样的作曲过程是十分的随意，因此乐曲之间在调子上有几许相似，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跟<<二泉映月>>相比较,《寒春风曲》要更为柔和，其曲调的线条十分的舒缓。<<二泉映月>>的线条到是十分的陡峭,剧烈，乐声也十分的苍劲、催人泪下。<<寒春风曲>>带给人的是一种清晰的伤逝和哀婉。聆听此曲就如同沉浸在一种被寒气裹住的幽梦之中,冷瑟但清醒。那些难以遏止的悲愤在这里已经被消解掉,对生活的绝望也已经沉入悲伤的湖底。唯有如寒风般的伤痛还萦绕在空中。无奈的失眠,床头左右翻转，倾听着堂屋里穿堂风风隐约隐约的哀鸣声。 与阿炳同时代的优秀二胡音乐家还有刘天华。刘天华是刘半农的弟弟。刘天华学习过西洋乐器，在二胡演奏上揉入了很多西洋的手法和思路。他创作出很多二胡练习曲，象钢琴练习曲那样，用于训练基本功。但不管方法怎么样，乐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刘天华的名曲《病中吟》可与<<寒春风曲>>共鸣。此曲低回曲折，同样哀婉。但其中透露的感情更多知识分子内心里的苦闷和彷徨。 就我个人来说，听《病中吟》所得的印象是这样的：急病中的呻吟让人缓慢的进入痛苦而美好的幻觉之中，那难熬的时刻不知不觉的过去，病者将醒来在明早的微冷的清风中。繁忙而实在的一天又开始了。       听过很多版本的<<二泉映月>>,大多版本都应用了西洋似的编曲法,例如在高潮部分,几个乐器共响,以使的乐曲中的悲愤更加有力度。这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阿炳生前极其孤独,他的愤怒是孤愤。<<二泉映月>>一个人在二胡上奏就是了,无须太多的乐器一同。在当时，就算阿炳盼望有人来和他一并演奏，又哪来呢。一个瞎子在形式同这个世界也是分离的。现在，二胡的演奏者大多是些从小就在温室里培养起来的花朵，其所奏音乐在姿态和乐曲本身都极为矫揉造作。      民乐到了今天，“发展”一词跟民乐几乎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民乐只是还在“流传”着。更多的都已流传成近乎古典音乐或者宫廷音乐的东西。变的幽雅，也变极其柔弱。民乐本身该有的粗糙,苍老和活泼都被过滤掉。         这正如历朝的帝王们喜欢听民歌,但民歌到了皇宫后,最终却成了淫乐，靡靡之音。

大多数忧伤

那么坐下。
就如一道白汽划空而过：分开海水。

抖掉床单上累人的烟丝。推开插销。

如千万个即将来到的黑夜，窗台上：
海棠花临近雨的边缘，时间在它背后流过。

海棠花。

你在阴影里羡慕阳光，先是羡慕，之后想望。
现在，你嫉妒。

这该不该是红楼的对位和声？


头发越来越少，光斑在移动，象声音展开颅骨。
要两小时来代替。

现在，如同千万个过去的瞬间。你嫉妒。

这该不该是昏黄木梯下的石头记？

那么坐下。坐下，宝玉。现在。


                   韦源，  06，9，27，成都。

我将踏上对那快乐的追寻。
夕阳中的一匹马，毛的红色反光。拍两三下，向地平线。咚咚，心跳。翁——脑鸣，那是鸟，扑闪。

挂在三楼的衣服 草地上飘飞的花种 孤独 爱的水影  
流动的水银 毒 喂往哪里去 

借着一点烛光搭配，她的剪影丝丝缕缕映在视线，转接镜头造成强光，你眼中闪灭。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验，你已经知道，什么事在记忆中可以细细回味，像在细沙中抓住流失的耳环。人们掀开一道卷帘，看见陌生的面孔朝自己微笑。

不存在什么毁灭不了的状态，看时光留转，抓住的是沙，是景，是花之雕塑。借着一缕阳光，你渐渐熟悉和明白，万神照顾的并不是躯体。

优柔的性格不断造成了你的悲剧，结果你依然处在那种状态。奋斗的目标在移动，你迷惘在黑暗的地面。这个城市，屋瓦是连绵的金色。

影片简介：

这是一部美得让人心悸，但却很少有人看过的电影。片名直译是“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港译是“相恋不如偶遇”。有一次我去录像店租碟，一张碟的封面上印着“镜花水月的爱情”的片名，剧照不知是从哪儿胡乱拼凑来的。当时没有想到就是这部电影。虽然是盲打误撞，但直到如今，我还是喜欢“镜花水月的爱情”这个名字，不是一般的喜欢，是极端地喜欢。隐约地，我觉得它道出了一个群体清醒的自知，和生涯里最终的选择。 　　影片改编自“垮掉的一代”先驱人物尼尔。卡塞迪（Neal Cassady）的一封信。关于尼尔。卡塞迪，艾伦。金斯伯格在《死亡与荣誉》一诗中曾写道：“我们整夜谈论着凯鲁亚克和卡塞迪，不睡觉坐在他的大床上像佛陀……瞧，就是这样一些闲聊交织着1946年的爱，尼尔。卡塞迪的亡魂与1997年年轻的肌肤与激情。”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一书的主人公就是他。尼尔。卡塞迪一生不停地流浪，1968年客死于墨西哥的一条铁路边上，终年42岁。 看这样的电影让我心悸。就像四季是循环的一样，时代也是轮回的，我们承接着一个小小的传统，我们警醒，但我们更自知。它美吗？不，但它是前定的，带着不容置疑的独断气息，常常引发出我们天性中的不甘和无奈。是啊，就像艾伦。金斯伯格说的那样，“1946年的爱”，交织着“尼尔。卡塞迪的亡魂与1997年年轻的肌肤与激情”，也交织着2000年我和我的同类们的不可能的归属。

（1948－1950） 　　1949年8月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按指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著名写实主义作家和讽刺作家，对凯鲁亚克的小说影响甚巨），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 　　丹佛的垒球比所有这些苍白的玄想都棒。我已经看透了，这使我悲伤，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嫉妒之类的东西不会进入我的心灵。 　　不久前，我到机场给去纽约的鲍伯·纪洛克斯送完行之后，路上搭了便车回返，车子在黄昏巨大的苍茫原野中行驶，在这片充满悲伤的红色土地表面，机场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我到了威尔顿，一个丹佛的黑人城镇。 　　和纪洛克斯在中央城的时候，我就明白，做一个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将只不过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倒不是他有意让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他有多难过，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实际上是空虚、没有生命的。毕竟纪洛克斯是一个十足的、事务繁多的纽约人，一个35岁的成功者，一个著名的年轻编辑。我告诉他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没有什么桂冠”，比如，诗人不能在世界性的名声、财富或者欢呼、尊敬之类的任何东西中找寻到他们所需的迷狂。但他入情入理地向我指出，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上。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辉煌之梦破灭了，因为我明白“白人世界”所能提供给我的最好部分，对于我来讲也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迷狂，没有足够的生命、快乐、刺激、音乐，没有足够的黑夜。 　　有人在小棚屋前卖放在纸箱里的热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在漆黑、神秘的街道上一边吃一边漫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个日本人，只要不是个对自己的“白人世界”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我有着“白种人的野心”的所有生活）幻灭的白人就行。 　　我走过墨西哥人和黑人家门廊的暗色台阶，有人在轻柔地说话，偶尔有些神秘、性感的黑人姑娘的黝黑大腿闪过，一群黑人女子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离开她母亲样子的年长妇女，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你好，艾迪。” 　　可讨厌的是，我很清楚，我没那么幸运地成为那个艾迪——某个在这儿弄了这个黑人姑娘的白人小伙子，我仅仅是我自己。 　　我是如此地悲伤——在紫罗兰色的黑暗中游荡无依——我希望我能把自己交换到快乐、真实、充满迷狂的美国黑人世界。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尼尔和娄内，他们在这附近度过了童年时代，我是多么地渴望自己变成一个艾迪、一个尼尔、一个爵士音乐家、一个黑人、一个建筑工人、一个垒球投手，在丹佛之夜的这些野性、黑暗、充满活力的街道上，我愿意是任何人，只要不是现在的我，如此苍白，如此忧郁，如此黯淡。 　　维尔顿镇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垒球比赛，比赛用的泛光灯很亮，几乎照亮了我们汽车的油箱。多么残酷，让我碰见这个——这让我怀想起在盖斯屋一块打球的伙伴们。每打一个球，这伙焦急的观众就会吼叫起来，这些奇特的、被视为英雄的年轻球员有白人，有黑人，有墨西哥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在打球时全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他们统一着装，但只是垒球业余爱好者。可我呢？大学时候的我有一种“白种人的野心”，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名专业性的运动员。我真恨自己想到这样去做。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从来也没能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邻居的姑娘们面前，以这种方式打过垒球，我没有那么单纯。 我只能作为大学球队一员，在到体育馆观战的大学女生前面打球。我还得加入大学生联谊会，穿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牛仔裤和汗衫。 　　有些人老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与目前的不同，惟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断有新的希望，这也是我的生活理想。可是，我做了什么，使真实的、孩子气的、像这些人享尽人间欢乐的生活之门向我紧闭呢？是什么让我尽量与所有这些“不同”了呢？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离开阒然无声的丹佛商业区的街道，要去考尔法克斯和百老汇大街附近乘坐电车，那儿有巨大的帝国大厦，它有着明亮的穹顶和茵茵的草坪。路上漆黑一团，我向我花了1000美元买下而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房子走去，妹妹和外甥在家，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1949年11月30日 　　人们对喊叫而不是对事实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自然主义表达不了生活。谁还需要多斯·帕索斯那样过时的照相机式的、忠实于客观的描述呢？每个人都愿意率性而行。因此作家必须忽略琐碎的细节，而让燃烧的灵魂的热量流泻于笔端，尽量率性而行。 　　小说家应当写理想的人吗？就像特里灵的《在旅途中间》那样？我很荣幸地观察到，特里灵戴上了最荒唐和最为非理性的面具。在金斯堡被大学开除、我被禁止出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而混迹于社会之后，特里灵就拒绝在街上认我，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方式。好像我突然得了麻风病，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人文启蒙主义者，有义务治病救人，但又要与我这样的“病人”腐败流脓的疮口区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我在街上热切地向他招手，但他匆匆走过，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药店里劈头碰见，当时我正在药店柜台后面拼命洗盘刷碗。他不知所措，勉强向我挤出一丝笑意，付了咖啡钱之后，他神速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后夺门而去。幸门口有很多人，他没法走得很快。 　　我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帮我做什么。 　　1950年2月18日 　　12天之内我的《小镇与城市》就要发表了。书评也会陆续出来。我会阔起来吗？或者变得更穷？我会出名还是会被人们遗忘？我将以一种“淡泊的哲学”（这是一种把清贫思想和内在欢悦结合起来的东西，如同我1947年和1948年所做的那样）迎来这一切。 　　1950年2月28日，星期二 　　我3月的新计划：近期拿到钱之后，我将参加在Y处的晨光俱乐部，每天进行锻炼。另外，还要喝苦咖啡（不加牛奶和糖），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因为上面没有真正的抓手的地方，我只能做10个、11个或者12个），少睡点觉。我最近变得太肥、太懒。是行动的时候了，是开始新生活、我的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了。两星期之后我就28岁了。我准备把以前一天吃三顿饭改成只吃两顿饭。继续浪游，不再停留，不再悲伤，不再有形而上的畏惧！行动……速度……仁慈……行动起来！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无味的改编。我将在《在路上》中更多表达，更少记述。 　　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这也是为什么阴郁、循规蹈矩、理性至上的国务院外交官们不能为人类做任何事情的原因。如果生活的目标不是完美，那为什么还要过下去呢？

1948年1月1日，纽约昆斯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我今天一大早爬起来，就不断的告诉自己。今天全面地阅读了自己的小说（按指《小镇与城市》），我明白，这部小说已接近完成，可是，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清楚，应当说，它是对我自己的总结，行文所至，莫非如此。小说中所表达的也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东西——有时心情欢悦，充满柔情，有时却情绪黯淡，充满厌憎之意，情绪极不稳定。后来渐渐控制自己。

　　写了2500字，直到凌晨4点艾伦·金斯堡来访。他告诉我他快要疯了，但是一旦这种疯病治愈，他就能与人进行完全、畅快、自然的交流，其交流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法做到的。他还向我描述他的恐怖。看起来，他快到在我的屋子里大发雷霆的边缘。等到他安静下来，我念给他我小说的一段。他斜着眼宣称，我的小说“比麦尔维尔的小说还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总有一天，我会取下自己的面具，并且告诉世人艾伦·金斯堡的一切及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对我而言，他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觉得，这使他智穷计尽。我怎样才能帮助一个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又是上帝的人呢？

　　1948年2月13日

　　我现在经常意识到有种感觉常缠绕在心头，隐隐约约的一种恐惧。仿佛正是这在腐蚀生命。我却不能说出，不能抓住它，不能把它象身上的毒疮一样用把刀子刮掉。这真是恼火。昨天，和一个姑娘去爬山，感觉压抑极了，尽管她很美丽。什么都不能合我的胃口。我现在多么讨厌所谓的快乐，所谓的幸福。那些东西我感觉象糖衣样腻人。今天突然发现我这一生中犯下的极大的错误：我喜欢上了文学。

　　 1948年4月17日

　　到了纽约，和一个姑娘通宵争论。金斯堡疯了，他求我打他——我已经受够了，因为如果他每周不去精神病院看一次的话，金斯堡就很难保持心智正常。他要知道究竟我背着他干了些“别的什么”。我告诉他我确实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打他的欲望，但我没有打他，对于这一点，他以后会高兴的。 　　自从和爱蒂（按指爱蒂·帕珂，凯鲁亚克的第一个妻子）打架、和卢西安（按指卢西安·卡尔）一块爬树的那些日子开始，我再也不做那种傻事了。但是金斯堡之流设想没有其他人看到过他们灾难性的情绪爆发的样子，还试图将其强加给别人。我变成了一个说谎者、一个见风使舵的懦夫，因为我假装是这些人——金斯堡、乔（按指乔·布洛斯）、卡尔、巴勒斯，甚至卡默娄（按指戴维·卡默娄）的朋友。可是我一直都很清醒地知道，我们大家谁也不喜欢谁，并且不断地相互恶作剧。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真实。些事我还是不敢说出来，连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不敢。 　　 1948年6月17日

　　这几个晚上疯狂、痛苦、孤独地想念一位女子……仍然继续我的工作。看见她们在外面走动，我简直要疯了。为什么一个想做大事而又孤独、穷困的男子不能找到一个能够给予他爱情和时间的女子呢？当年轻的姑娘们毫不在意地走过我的窗前，我就想，像我这样健康、性感、对漂亮姑娘有着无穷欲望的人，现在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中的某个人恋爱、亲热呢。——见鬼！这只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这种经验令我更加痛苦，老天爷作证！ 有时做梦，梦见一个漂亮的姑娘，却和我一样孤独，两人在黑暗中，感觉这冰冷，如把刀子。

　　今天的垒球平均打了350分。

　　1948年7月3日

　　在哈莱姆区艾伦和拉塞尔·都金的住处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聚会。有整整三天，我没吃过任何东西，也没怎么睡过觉，只是一个劲地喝酒，倦眼迷离而又烦躁不安。附近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刚二十出头，红头发，爱激动，但是个性冷淡的姑娘（我从别人那儿听说）。我冒着炎热走了3．5英里的路，走到她所住的“流线型的意大利式公寓”。我躺在公寓的地板上，恍惚地望着上面，好像我以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这里面有苦难，有人们美丽的外表下面藏着的丑陋。另外，汉克（按指赫伯特·汉克）告诉过我，他在底特律看到过爱蒂，他告诉她我依然爱她。我真的还爱爱蒂吗？今晚我想是的。在我的幻想曲之中，既没有海洋之光，也没有鼓点，只有寒风吹过厨房的窗户，在10月的清晨。

　　1948年8月17日

　　巴贝·露丝昨天死了。我问自己：捅础ぢ端康母盖自谀睦铮俊彼

　　49年13日，圣弗兰西斯科 
　　从纽约到新奥尔良，一路大雾。

　　我们要从纽约出发穿过隧道去新泽西——艾伦·金斯堡在那儿曾度过“泽西之夜”。在车上，我们非常高兴，不停地拍打着这辆崭新的哈得森轿车的仪表盘……一直向西。一路上，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些不得不记住的事情。尼尔·卡萨迪（按：卡萨迪，1926－1968，丹佛牛仔，凯鲁亚克的好友，曾多次与凯鲁亚克周游全美，他也是金斯堡的同性爱朋友。卡萨迪是多部“垮掉的一代”小说包括《在路上》主要人物的原型）、我、娄内·亨得森一起谈论生活的价值。我学着用古人的腔调说话：“御彼新车，载驱载驰，美利坚，汝将夤夜何往？”我很少这样快活过。坐在娄内旁边真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后座上艾尔
和露达在亲热。尼尔一边驾着车，一边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节奏疯狂急速的即兴爵士乐。

　　尼尔在巴尔的摩郊外迷了路，他把车拐进一条窄得可笑的林间柏油路（他想抄近路）。“这看起来不像我们该走的路，”尼尔沮丧地说。这种话听起来非常好笑。快到弗吉尼亚的恩波利亚时，一个人疯狂地拦车，我们让他搭了便车。他说他是犹太人（赫伯特·戴蒙德），在全国跑来跑去，以敲犹太人家的门行乞为生。“我是一个犹太人，”尼尔叫了起来，“多有意思！”

　　到南卡罗来那时我开车，路很平，在夜晚中显得很黑（南方的阴郁在附近盈满，星光在远路之上闪烁）。到达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城时，我们开始从收音机里听到新奥尔良的信息，听着疯狂即兴爵士乐和野性的街头爵士乐，我们在车上兴奋得大叫起来。

　　“感受感受这些人的气息！”在阿尔及尔的加油站，去比尔·巴罗斯那儿之前，尼尔说。此时此刻，展现在眼前的正是我平素所梦萦魂牵的情景——弯弯曲曲的街道，棕榈树，向晚上密西西比河上巨大的云层，擦肩而过的姑娘，孩子，空气流盈，如同软软的手帕，又如芳香，人们和河流的气息。

　　上帝为我所爱。1949年2月7日，迈尔斯城
　　蒙大拿见闻。从戈赫达琳纳到迈尔斯城。

　　我们的车在戈赫达琳纳河的河床上行驶，目的地是卡塔尔多。看见一大片房子建在野性十足的山窝窝上。汽车慢慢爬升，积雪弥眼。公路下面的峡谷中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屋，灯光从小屋中透了出来。一辆小汽车上的两个小伙子为了躲避我们的车，几乎掉下去。

　　到了巴特，我到一个寄存处存了包。一个醉醺醺的印第安人要我和他一起喝酒，我小心地拒绝了。在附近有一定坡度的街上随便转了转（在零下天气的夜晚），我就发现，巴特的每个人都喝醉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希望在我瞧个够之前，酒吧会一直开着。假如要关门的话，也会是在清晨。我进了一个大的老式酒吧，要了一大瓶啤酒，这儿有个赌场，里面简直乱得无法形容：成群闷闷不乐的印第安人（属于黑脚族）在屋角喝着红色威士忌酒；数以百计的各色人等在玩牌，一个年长的职业赌徒的一席话使我的心都碎了，因为他提那么多我父亲的事情，他说我父亲个头很大，戴着绿色眼罩，手帕经常从后面的口袋里耷拉出来，衣衫褴褛，有一张布满痘痕的、天使般的脸。我父亲还患有哮喘病，因操劳过度而郁郁不乐。我直直地看着他，在我凝视他的时候，我对“在路上”的整个构思变了。

　　一个被有身份者叫做“约翰”、眯缝着眼的老头一直冷冷地玩牌，直到清晨。他从1880年开始就一直在蒙大拿的酒店里玩牌，在咳嗽、吸烟、喝酒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啊，我亲爱的上帝。

　　巨木城。正午，我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个东倒西歪的小酒馆里（酒馆坐落在雪原之中）——他们正围坐在炉子边玩牌。一个只剩一只胳膊的、二十来岁的男孩坐在他们中间。多可怜！但他又是多么地漂亮！因为他不能正常地工作，必须永远和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起。他只能看着他的伙伴们在外面放牧、闹腾。但是蒙大拿的土地是多么地庇护着他啊！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像独臂的他这样美貌的年轻男子。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男孩。看起来，他自己也觉得在这儿是适得其所。

　　在比灵斯，我见到三个平生所见的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正在一个像是给中学生开的快餐店里吃东西，旁边坐着她们阴沉的男友们。

　　你可以有自己梦想的欢宴，而我宁愿和蒙大拿人一起欢宴。

　　1949年2月25日，纽约

　　像珀基普西这样的现代美国小城市的悲哀在于，它们没有一点大城市的“力量”，却有着所有的丑陋、卑琐。阴郁的街道，阴郁的生活。酒吧中成千上万的醉鬼。但是，克里奥弗斯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克里奥弗斯是我这周碰到的一个黑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现在明白，美国的未来存在于像克里奥弗斯这样的黑人之中……惟有这种从美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淳朴和自然的力量，才能挽救我们。 　　1949年4月23日

　　上周比尔、艾伦、汉克被捕，关进监狱——比尔因为在新奥尔良吸毒，其他的人是因为在纽约抢劫等罪行。

　　对我来说，是时候了，我要热情地投入到开始写作《在路上》的工作中，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第一次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全家（按：包括凯鲁亚克及其母亲、凯鲁亚克的妹妹宁及其丈夫保罗）打算年内搬到科罗拉多去。我打算在两年之内和一位年轻的女士结婚。我的目标是写作、挣钱，然后买一个大的小麦农场。

　　这是一个转折点，是我“青年”时代的结束和成人生活的开始。多么悲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1956年，他的诗集出版，轰动全国。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它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奉为“生活教科书”。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常青评论》、《黑山评论》等杂志连续出版专号，加以推荐。诺曼·梅勒的被称为美国存在主义宣言的《白种黑人》(1957)，以及1960年他在波士顿审讯中为巴罗斯小说所做的辩护，则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文学”的意义。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从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直至参掸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风气。

“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欧洲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

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在小说方面，凯鲁亚克的一组用自发表现法写成的“路上小说”，除了《在路上》之外，还有《地下人》(1958)、《达摩流浪汉》(1958)、《特莉斯苔萨》(1959)、《孤独天使》(1959)等。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中写流浪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为当代其他小说家所仿效的模式，主人公为逃脱污浊的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作自我剖析，这种“个人新闻体”手法在印年代得到较大的发展。

巴罗斯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他的代表作《裸露的午餐》(1959)，由于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引起了一场诉讼和谐争。以后的作品如《诺瓦快车》(1964)、《柔软机器》(1966)和《爆炸的火车票》(1967)，也采用了真实与梦属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现 作者厌恶社会的冷酷的幽默感，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说家行列。

纽约曼哈顿地区有个格林尼治村。那里没有这个城市常见的摩天大厦，只有一些老式低层楼房。在这些有点古色古香的楼房里，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作家和艺术家。在美国文坛上名噪一时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和作家大多居住在这里或附近街区。三年前，我曾去那里，希冀采访他们之中一些人，但因地址欠详，未能如愿。今年4月初，我再度访问美国，事先打听到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的确切住址。4月6日，我飞抵洛杉矶，随手翻阅当天的报纸，不由一惊：金斯堡已于前一天因肝癌去世。时隔不到四个月，我在电脑上调阅外电，不由又是一惊：这个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威廉巴罗斯于8月2日因心脏病发作而亡。而早在1969年10月，这个流派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因酗酒中毒而死。这样，"垮掉的一代"作家群的三根台柱均告崩摧，这一文学流派从此烟消云散，成为一个只能供人们研究的历史现象。 


                            

文学的畸形儿

　　"垮掉的一代"发轫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造成的惨祸仍象梦魇一样纠结在人们的头脑中。同时，由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热战甫停"冷战"又开始。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异常猖獗，大肆迫害文化思想界的进步人士，弄得美国文坛一片萧条和沉寂。这种情况促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美国的社会制度、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并以不同方式发泄不满，进行抗争。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作为反传统主流文化现象的"垮掉的一代"的出现。
　　"垮掉的一代"文学的首倡者是一批青年学生。他们或正在大学学习，或刚刚涉足社会，对现实极端不满，但又看不到出路。他们愤世嫉俗，身着奇装异服，不修边幅；他们放浪形骸，乱搞两性关系，甚至同性恋；他们寻求刺激，酗酒吸毒，终日沉湎在幻境之中。这样做，他们还觉得不足以宣泄心中的积愤，就以嚎叫当歌，以涂鸦为画，以记述自己怪诞经历的文字充作小说。这伙文学青年的代表人物最初是巴罗斯。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凯鲁亚克、金斯堡、路西安房ǘ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耐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那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客，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1990年在汉城，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卡达卡达，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来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在安那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我们一直入不敷出的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订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中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